敖陶孙生平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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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三湖敖建勋提供）

敖陶孙是南宋中后期颇有特色的诗人，在当时诗坛具有一定地位。针对敖氏的“庆元诗祸”是南宋中后期很有影响的历史事件，但文献对此事的记载却互有缸豁，通过考辫、梳理，还原了“诗祸”的起因、经过及结果，其生平梗概也得以进一步明晰。敖诗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情感真挚而浓烈。敖氏对江西诗学有着自觉的追求，其诗呈现出鲜明的“江西”风味，通过敖陶孙可管窥江西诗学在南宋中后期诗坛的境遇及影响。  

    敖陶孙(1154-1227 )，字器之，号臞庵、臞翁，不羁的性格，广泛的交游，因诗两次催祸的经历，以及诗作的鲜明特点，使他在当时诗坛成为颇有影响的人物。然对其生平人们所知仅是一粗略梗概，且存在不实之处，其诗也未见专文论析。现就敖氏其人、其作的相关问题加以简要探讨。

一、“庆元诗祸”考辨

    “绍熙政变”后，赵汝愚、韩侂胄二人产生矛盾，韩侂胄先后将朱熹、赵汝愚逐出朝，庆元二年(1196年)赵在赴贬所途中死去。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士人的不满，敖陶孙对朱、赵二人去国、受难都写有同情性的诗作，并因此于庆元年间受到牵连。对敖氏这次因诗受累的经历，我们称之为“庆元诗祸”。

    尽管“庆元诗祸”的打击对象只是敖陶孙一人，但此次诗祸在南宋士人中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仅记述此事的宋人文献就有六种之多。然这些记载各有不同，甚有相互抵梧处，以至后人对“庆元诗祸”的具体情况始终模糊不清。明人郭万程即叹云:“今称说敖先生者，岂非哀赵忠定之诗律哉。或曰揭之通街;或日赋于三元楼壁纵笔，酒三行，而壁已异去;或曰韩侂胄不之罪;或曰大怒，刊章追捕，编管于岭南，至其败乃登第;或曰巫亡命，走闽;或曰因是游寓，遂赘居昆山。盖二三其说，皆大谬不然者矣”。不过郭氏并未对这种种矛盾加以辨析。我们认为，要弄清诗祸的来龙去脉，必须依据宋人的记述，后世虽有不少言及此事者，但都是揉杂宋人成说，随意剪裁增删而成。

    岳坷《程史》“庆元公议”条对此事的记载是: 赵忠定既以议者之言去国，善类多力争而逐，韩平原之权遂张，公议哗然。日有悬书北阔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学生敖器之陶孙亦有诗，其间曰:“左手旋干右转冲，群公相扇动流言。狼胡无地归姬旦，鱼腹终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长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一时都下竞传，既乃知其出于器之。平原闻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后登进士第，今犹在选调中。

    《程史》不知成书于何时，此条末云“今犹在选调中”，表明此时敖陶孙尚在世，沉沦于“选海”。刘克庄写于绍定二年(1229年)的《臞庵敖先生墓志铭)下称《墓志铭》，也是较早记录这次诗祸的文献: ……朱文公在经筵，以者艾难立讲，除外祠。先生送篇有曰:“当年灵寿杖，止合扶孔光。”赵相请死，先生为《甲寅行》以哀之，语不涉权臣也。或为律诗托先生以行，京尹承望风旨，急逮捕，先生微服变姓名去。当是时也，先生少壮忠愤，号鸣于都邑众大之区，几不免矣，卒幸免……先生之诗主乎忠孝，不主乎刺讥，送朱、哀赵之作，发于情性义理之正。顾藏稿不轻出，真诗未为先生之福，而鹰诗每为先生之祸……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悼赵忠定诗”条所记则颇富戏剧性:

    庆元初，韩侂胄既逐赵忠定，太学诸生赦陶孙赋诗于三元楼云……陶孙方书于楼之木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复存，陶孙知诗必已为韩所廉，则捕者必至，急更行酒者衣，持暖酒具下。捕者与交臂，问以:“敖上舍在否?”敖对以:“若问太学秀才耶，饮方酣。”陶孙鱼亡命，归走闽。捕者入闺，逮之入都。至都，以书祈哀于韩，谓诗非己作，韩笑而命有司复其贯。数肉孙旋中乙丑第，由此得诗名

……

    与叶氏相同的文字亦见于宋末元初潜说友所著《咸淳临安志》，只是潜省去了“捕者人闽，逮之人都。至都，以书祈哀于韩，谓诗非己作，韩笑而命有司复其贯”一段。成书于1245年的《庆元党禁》对此的记载亦有不同:

    (庆元六年)时有太学生于斋生题名中削去何澹名字，以其尝排道学也。澹时已显，大怒，谋于京尹。因其出使不逞者与之，哄遂捕治之。太学士敖陶孙者，为诗以吊汝愚。而韩侂胄未得其名，悴其人并承之。辞不伏，乃移送大理，命狱勤其事，掠治无完肤，狱竟不就，扰坐不应削澹名，送岭南编管。陶孙诗云……陶孙福州人，数年后登进士第。用此除工部郎官。   

     此段文字同时见于“宋末山林之士”所著《两朝纲目备要》，但时间由“庆元六年”变为“庆元三年”。后世史部文献对此处记述多有转引，如元人所编《宋史全文》、清人徐乾学所编《资治通鉴后编》等，所记时间俱依《庆元党禁》。

    上述文献俱出宋人之手，记述者或者与放有交，或者生活年代与敖重合或相近，但对“庆元诗祸”的时间、经过、影响等的记载却互有异同、详略。那么哪些内容是真实的，哪些是不可靠的?从时间上看，岳坷和刘克庄所记为先，且刘与敖有密切交往。因而，樱诸情理二人所记可靠性更高，但二人提供的信息并不完整，有些信息也并不确切。下面我们来对这些材料作一比勘、辨析，以还原此次诗祸的基本情况。

    首先来看诗祸发生的时间。《庆元党禁》记为“庆元六年”，显然不确，据刘克庄《墓志铭》敖“中庆元已未第”，“庆元已未”为庆元五年(1199年)，言之凿凿，不应有误。而《庆元党禁》说“太学士敖陶孙”，显然表明诗案发生时敖尚在太学并未登第，因而时间不可能是“庆元六年”敖中第之后。《四朝闻见录》所记为“庆元初”，“初”通常指元年，若是庆元元年(1195年)亦不确，《宋史》载庆元元年二月“戊寅以右正言李沐言，罢赵汝愚为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川’“十一月”以监察御史胡绒言，责授赵汝愚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庆元二年(1196年)正月赵“卒于永州”。则贬赵在庆元元年、赵滴死在庆元二年，敖诗“鱼腹终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九原若遇韩忠献”云云，显然是为赵之滴死而发。因而诗祸时间不可能是庆元元年(1195年)，只能是庆元二年(11%年)正月赵滴死之后。我们认为敖陶孙诗祸与太学生削何澹名一事，发生于同一时间。((庆元党禁》所记捕拿削何澹名者时将《悼赵忠定》诗作者“稗其人并承之”与《墓志铭》所说“京尹望风旨，急逮捕”相符，可见二者是相关联的。太学生削何澹名字事亦载于宋刘时举所编《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时间同《两朝纲目备要》，即庆元三年(1197年)秋。那么诗祸是否发生在庆元三年呢?何澹排道学在庆元元年，《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二载:“(庆元元年)秋七月丁酉，御史中W何澹上疏，论专门之学流而为伪，空虚短拙，变诈沽名。愿风厉学者，专师孔孟，不必自相标榜诏榜朝堂。同卷又载庆元二年正月“何澹同知枢密院事”，同年四月“何澹参知政-事，可以说至此澹“已显”。赵汝愚即滴死于庆元二年(1196年)，“悼赵忠定诗”亦当作于庆元二年(1196年)。又据《程史》所说，此诗“一时都下竞传”，则诗出之后便引起影响，不可能时隔一年后才产生轰动。因此，我们认为诗祸也非如《两朝纲目备要》所记，发生于“庆元三年”，而应当发生在庆元二年(1201年)。另外，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四朝闻见录》记敖“中乙丑第”是不准确的。乙丑为开禧元年(1205年)，此时据诗祸发生已九年。宋代科举三年一试，从诗祸发生到乙丑，中间开科三次，无论如何不能算“旋中”。只有诗祸后不久，即诗祸后第一次科举中第，才能称得上“旋中”。因而，敖中第时间为《墓志铭》所说庆元已未(1199年)无疑。《闻见录》所载或为文字之讹。

    其次看诗祸的起因。《程史》等文献一致认定敖陶孙因写作《悼赵忠定》而至祸，而刘克庄《墓志铭》则认为敖确写有哀赵之作，为《甲寅行))(按，此诗已轶)，而非《悼赵忠定》律诗。那么《悼赵忠定》是否为敖所写?我们认为刘克庄所言可信度更高。尽管《程史》所记时间最早，但岳、敖二人并未有交往的记载。刘与敖则不同，他们同为福建人，彼此过从甚密。敖颇有影响的“诗评”，当时便“自写两纸，其一以遗莆阳刘潜夫，其一以遗同舍朱仁叔”，可见二人交往之亲密。因而，睽情审理刘克庄所记更近事实本相。刘克庄写作《墓志铭》时正值“江湖诗祸”，他是否因有所忌惮，故意说《悼赵忠定》非敖所作呢?我们认为，克庄对“文字狱”有忌惮是可能的，但因忌惮而故意将敖诗说成非其所作是不可能的。首先，克庄的确是将“庆元诗祸”与“江湖诗祸”放在一起来评说的，但“江湖诗祸”确是被人改写诗句而嫁祸于人，说“真诗未为先生之福，而鹰诗每为先生之祸”也算实情。其次，“庆元诗祸”与“江湖诗祸”是两个相对立的政治集团发动的“文字狱”，在韩党已成历史的理宗时期，刘克庄没有必要再为“庆元诗祸”故意“造假”掩饰。另外，庆元年间韩侂胃等人打压、排挤道学人士，士人对此普遍抱有反抗情绪，表达不满者并非敖陶孙一人。如《庆元党禁》所记“太学生于斋生题名中削去何澹名字”，《程史》所记‘旧有悬书北网下”等，都是当时舆论的一种反应。同时，随着韩党对朝政的逐步控制，庆元间的“政治氛围”已十分紧张，朝野内外风声鹤A}，所以，当时的这些抗议活动都是匿名的。这种情况下敖陶孙没有理由以实名作诗，言辞激烈地讽刺韩侂胃。《四朝闻见录》所记戏剧性场景，当出于时人虚传。与其它记述相互比对，真假自现。如《程史》所说“一时都下竞传”、《墓志铭》所说“京尹承望风旨”、《庆元党禁》所说“侂胃未得其名”等，都表明不可能是刚一题诗便“壁已不复存”。我们认为，敖因为当时有一定影响，所谓“少壮忠愤，号鸣于都邑众大之区”，并且他确实写过送朱、哀赵的作品，因而被人假名，将《悼赵忠定》以其名托之。敖陶孙之所以遭受此祸，是因为时人对韩党所作所为普遍不满，通过种种形式发泄反抗情绪，当权者为肃清舆论而发起一场政治高压行动，惩治削何澹名者和“庆元诗祸”都是其表现。

    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酒醉的过程，情感率直真切，尾句“妇云汝醉当止矣，明日酒醒不愧耶”尤为神妙。曹庭栋《宋百家诗存》评论敖诗云:“雄浑深厚，虽至平浅处不易涯埃 )。这种“雄浑深厚”的效果，应当说正是以情感的真挚浓烈为基础的，离开感情的张力，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浑”与“厚”的境界。这首《醉歌》可算“至平浅”之作，然其率直真切的浓厚韵味却“不易涯挨”，与一般诗人的歌酒游戏之词有着本质的不同矣。因而，面对敖陶孙的“申辩”，韩“不之罪”而“命有司复其贯”是可以理解的。“复其贯”也即让敖陶孙离开太学回其原籍福建，这在《庆元党禁》中便被演绎成“编管岭南”。

    概言之，“庆元诗祸”发生于庆元二年(1196年)，其时士人普遍对韩党不满，故有“太学生于斋生题名中削去何澹名字”、“悬书北阀下”及《悼赵忠定》诗行世等事。何澹谋于京尹，捕拿削名者。因韩侂胃闻《悼赵忠定》诗亦不悦，故京尹“望风旨”一并缉拿此诗作者。时敖陶孙因“少壮忠愤”、耿介不羁，《悼赵忠定》诗假其名以行。因此陶孙“巫亡命”、“微服变姓名”逃奔福建，“捕者人闽”将其“逮之人都”。陶孙以书向韩诧胃辩称诗己作，韩并未加罪于陶孙，仅令其离开太学回其籍福建。“庆元诗祸”并非孤立事件，它是韩党控制朝政过程中肃清舆论的一个表现。

二、敖陶孙生平简考

    现在人们一般认定敖陶孙为福建人，如《全宋诗》作家小传记为“长乐(今属福建)人，《全宋文》作家小传记为“福州福清(今福建福清)人“。但人们并没有注意到，敖陶孙的祖籍并非福建。敖有诗《再用韵酬陈秘校来诗有击揖清中原之志故中间多及之》:“我家荆楚起孤剑，奋身多自青油幕。南迁闽娇已三世，土风正坐儒冠错。”（本文所引宋诗均出自《全宋诗》，下不再注)当今很多学者认为陶孙祖籍当在湖北一带（我认为荆楚泛指敖氏发源于湖北），而非福建。陶孙不过至陶孙之世，已迁闽三代，所以将陶孙视为福建人，是完全可以的。进一步来说，陶孙籍贯是长乐，还是福清?《墓志铭》记陶孙为“福州福清县人”，陶孙在嘉定八年所作“诗评”中则自署“长乐敖陶孙”。后世文献据此两条材料或曰福清，或曰长乐，莫衷一是。敖诗集中有《寄福清翅山舅陈梦宴》，云“请从丈人开肺肠，身非石人忘故乡”，似乎又暗示福清为其故乡。这样，敖氏自己所言就前后不一。我们认为，敖氏一族迁闽后或在长乐也曾长期居住，但最后定居于福清。《墓志铭》记:“沈夫人先三年卒，柑东皋先莹”，《清一统志》载:“敖陶孙墓，在福清县东东皋山’, 见敖氏祖莹在福清东皋山。因此，我们认为说敖陶孙为福州福清人是比较确切的。

    陶孙少时曾南游潮州，“潮人争执弟子礼”。淳熙七年(1180年) 陶孙27岁时“乡荐第一’,然省试下第，下第时间当为乡荐次年，即淳熙八年(1181年)。 下第后，客居昆山，敖有诗《永嘉魏秘校访仆萧寺且言出处甚详属与余同客昆山使人不能无怀魏云欲还故乡而吴中儿女森森如立竹矣因用所惠诗韵聊缀数语以塞来意韵长不复奥括资客中一嘘可也》。居昆山时，与吴地士人多有往来，《墓志铭》记:“吴士从者云集，巨家名族率虚讲席，竞迎致”。淳熙十六年(1189年)范成大起知福州，陶孙作《上闽帅范石湖五首》，时正寓居昆山。可见陶孙客居吴地的时间甚长，期间还娶昆山沈氏为妻,以致清修《江南通志》将陶孙误记为昆山人。

    后人太学。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去国，敖时为太学生作《送朱文公》诗，有“当年灵寿杖，至合扶孔光”句。庆元二年(1196年)赵汝愚贬死永州，陶孙作《甲寅行》诗哀之。同年因托其名的《悼赵忠定》诗，历“庆元诗祸”，诗祸后，离开太学回其籍福州。

    庆元五年(1I99年)中第，随即授通州海门簿，后“教授漳州”(墓志铭》云:“惟漳牧赵公汝说，番禹帅杨公长孺尤爱敬。赵诗律高，无对垒者，独先生与倡酬。”“漳牧”即漳州知府，《漳州府志》载赵汝镜嘉定四年(1211年)以奉议郎知州事。则陶孙任职漳州教授的时间当在嘉定四年(1211年)左右。又，宋代官制，“选人”通常三年一“除授”，所谓“文臣、选人、武臣吏部差者，皆三年而代，谓之年满”。   1199年与1211年之间恰隔四次“除授”期，故我们认为敖陶孙任职漳州教授的时间正是嘉定四年(1211年)。任职期间“学租为人侵占，陶孙清之，又辟学门之浅陋者。请郡守赵汝说修《嘉定志》详福州人物。    漳州教授“秩满”后，“辟酒所干官’。所谓“秩满”也即“年满”，因此陶孙“辟酒所干官”的时间当在嘉定六年(1213年)前后。随后“改广东转运司主管文字’,既称“改”，可知除授此职并非是在“酒所干官”任满之后，也即当在嘉定八年(1215年)之前。《宋敖先生传》载:“时帅孙(杨)长孺性峻，或馒骂僚吏”云云·杨长孺任职广州的时间是嘉定九年(1216年)至嘉定十一年(1218年)，故陶孙嘉定六年(1213年)至嘉定八年(1215年)间“改广东转运司主管文字”是有机会与杨长孺同地为官，博得其“爱敬”的。

    陶孙任职广东转运司主管文字期间“详诚明允’，或正因政绩可嘉，得到了“改官”的机会，得以脱离“选调”，人“京官”之列。《墓志铭》记“用荐者改秩，金书平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兼南外宗正簿”。“改秩”也即“改官”，“因选人改官，系改为京官官阶，关系秩禄，并非改任差遣职事，故有此称”。

    但陶孙并未赴平海军之任，《墓志铭》载“始不乐往温陵，州檄迫之行，竟渴告去。常平使者雅闻先生名，行部至州，怪先生已归，因上言:敖某可予祠矣。”温陵即为南外宗正司所在，吴泳《鹤林集》曰:“勃，国家西、南两京置外宗正，其来旧矣。中兴渡江，于温陵、长乐各选其亲贤一人典司其事。宋代官制一般7}致仕，敖陶孙既生于1154年，则当在嘉定十六年(1223年)致仕。常平使云“敖某可予祠矣”，此处“予祠”当作致仕之意，则陶孙金书平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兼南外宗正簿的时间定在嘉定十六年(1223年)前后，否则常平使不会怒出此言。

    《墓志铭》载“上登极，转奉议郎、赐维鱼袋管华州西岳庙，台疏镌一秩。”刘克庄此铭作于绍定二年(1229年)，则“上登极”自是指理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八月登极之事。宋代致仕官“或特旨，或大礼恩，犹有转官、赠官机会”，故陶孙在致仕之后，即嘉定十七年(1224年)八月前后，于理宗登极这一大礼中转奉议郎，并赐绊鱼袋、管华州西岳庙。

    陶孙致仕后回其乡福清，“买田二趾，筑室一

区”川‘册，为此刘克庄写有《敖器之宅子落成》诗。居乡期间又有“江湖诗祸”发生，陶孙亦在受累之列。至于受到了何种处罚，则文献网如。宝庆三年(1227年)十一月丁亥卒，年74，葬于福清东皋山.

三、敖诗的情感特质

    敖陶孙少时贫苦，但才气出众，以致少年游潮州时，“潮人正执弟子礼”“乡荐，，第一，“律赋传海内为式’，然而初涉科举却搽羽而归。《墓志铭》评论陶孙有云:“内负摩云冲斗之气，而外自蟠屈，寝趋平夷，然长身庞眉，轩昂惊俗，与人交际，机疏语简，知者以为质，不知者以为亢”。从中可以看出，陶孙是个耿介、忠直之人。陶孙性格中也具有“豪侠”的一面，《雪中陈孔章招饮》说:“平生实有恃，壮气干虹蜕”，《旅舍七首》其一云:“退坐茹檐底，徒有豪气存”，其六云:“少时重意气，裹剑师白援”，《短歌赠临安友人》更明言:“千金无处买侠骨，坐念岁月空峥嵘”，从这些诗句不难窥见陶孙“豪侠”的气度。林希逸有首议论本朝诗人的作品，其诗题为“三十年前，尝与陈刚父论诗云:本朝诗人极少，荆公绝工致，尚非当行。山谷诗有道气，敖臞庵诸人只是侠气。余甚以为知言，追怀此友，因以记之”，径直将敖诗特征归结为“侠气”，说明陶孙的“豪侠”气质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可。这样的性格使陶孙博得了时人的赞誉，所谓“少壮忠愤，号鸣于都邑众大之区”是也。但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许多波折，经历的两次诗祸便与此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陶孙生活的南宋中期，各种社会积弊逐渐显露，士人心态也发生着急剧地裂变。从整体上说，这是一个走向平庸、丧失活力的时代。陶孙耿介忠直的性情，以及不偶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的朽弊有深切的体认，进而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在这种批判意识下，陶孙对现实事物往往有着冷静而深刻的思考，如《谤议》:

    四方集谤议，着面矢如雨。前身雷将军，柴立吾甚武。却还观我生，与世实祖悟。西通称衡邻，东接愁康堵。以兹料身后，藐未得死所。一州纳一嘲，一邑献一侮。并浙十五州，我作大谤府。余外九州者，设伏特未举。徐思浮言端，中实无所主。怪雪群犬吠，眩日百鸟语。何由泽其味，环海变春醉。坐使声名高，一日跨尧禹。

    此诗包含着陶孙对现实的冷静观察，颇有讽谏意味，是对南宋腐政的强烈批评，与白氏新乐府有相同之处。

    不过像《谤议》这样直接对现实加以讽刺、揭露的作品，陶孙并不多。敖诗更多的是写一己的穷苦怨愁，通过对人生的感慨间接地对那个时代加以批判。这些对现实深表不满的作品，其情感基调更多的是“怨愤”，而非“讽讥”，是置身其中而无可奈何的“哀叹”，而非遗世而立的冷眼旁观。或正是基于此，刘克庄才会认为“先生之诗，主乎忠孝，不主乎刺讥”。如《中夜叹》:

  臞庵胸中空漫落，正尔有愁无处着。比来有酒三扣膺，突兀又似堆衡霍。道边俗子略满眼，举扇障尘不容却。正如白日杀快钵，草草九街面皆恶。不应叔末尽鬼魅，世道如此我何乐。樟头鼠目动侮人，貌敬这巡背轻薄。其余边幅缀周孔，汝身无苦何遭缚。中原干戈六十载，八陵玉座尘漠漠。假君无力堪汛扫，渠可忘忧置恢拓。屯田边垒差易事，三十余年束高阁。呜呼吾君至仁厚，一言罢行水赴壑。雷塘勺阪可复请，专创一司足经略。牛犁居屋旋填补，虎士编氓间参错。聊城指日下鲁奇，祁连刻期开卫幕。行之十年倘未效，臣头请膏斩马婿。奈何诸人忍奈事，天保正用初无作。居然判道君北海，不复追随我西洛。墨池到了须循鼻，茶缓支档脚。儒生寂寞守太玄，共尽同归一丘壑。

    诗起篇直言“有愁无处着”，并反复形容之。接着由人情的虚伪讲到整个时代的消沉，中间暗含微讽之意，最后无奈地发出“共尽同归一丘壑”的感慨。再如《长歌行》:

    徐州文壤基崇坛，老蔡径尺刽心肝。铜盘照夜血光碧，上有惨淡双摸干。请君载书许君死，彻器未竟盟已寒。了知今人不如古，古人亦有难知处。张生颈歼陈余，郁儿给印屠诸吕。劝君结交勿结心，报君多是这巡人。救饥重脱姨美厄，出淖曾叨食马恩。轻言托心腹，心腹为祸媒。畏途境空薄侧掌，要离孤家空崔克。我愿中堂置瓮常盛酒，后列丝竹前宾友。细腰灯前拓秋窗，有来白事醉其口。交亦不必结，名亦不必闻。燕南戳能藉地醉，千载一笑平原君。

    以愤慈之情鞭挞了人心不古、狡候难测的社会现实。所谓“劝君结交勿结心，报君多是遗巡人”、“轻言托心腹，心腹为祸媒”，或为一时激愤之言，却也客观地反映了那个沉沦时代的人情世故。

    敖诗这些深含批判意识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情感的真挚浓烈，上面几首作品这点表现得比较明显。应当说，这是陶孙耿介忠直性格在诗歌上的必然反映。感情的真挚浓烈也构成了敖诗的一个总体特征，在其他作品中，也同样有着突出地表现。如《醉歌》:

    得谁酿法乃尔佳，连饮数杯极口夸。须臾忘物亦忘我，是非荣辱不可加。儿童相随拍掌笑，阿翁醉也扶归家。平生故人赵半刺，遣骑折送园中花。饮酒不待劝，夜如何其月欲斜……。陶陶兀兀意有得，小姬在傍双髻丫。驱令磨墨具纸笔，满幅大草飞龙蛇。妇云汝醉当止矣，明日酒醒不愧耶。

    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酒醉的过程，情感率直真切，尾句“妇云汝醉当止矣，明日酒醒不愧耶”尤为神妙。曹庭栋《宋百家诗存》评论敖诗云:“雄浑深厚，虽至平浅处不易涯埃”。这种“雄浑深厚”的效果，应当说正是以情感的真挚浓烈为基础的，离开感情的张力，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浑”与“厚”的境界。这首《醉歌》可算“至平浅”之作，然其率直真切的浓厚韵味却“不易涯挨”，与一般诗人的歌酒游戏之词有着本质的不同。

    周济曾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其实南宋诗歌的“无谓”之作同样多的令人生厌，诗在不少文人手中变为应酬之具，这样的作品又何谈情感的真与浓。虽然“永嘉四灵”等学晚唐的诗人，将诗引向“狭而深”的境界。但他们作品中的情感往往是幽情、淡意，缺少个性与激情，同真挚浓烈不可并论。钱钟书先生即指出“读了‘四灵’的作品，就觉得这种同一流派而彼此面貌很少差异的小家不过像白小”。这种背景下，敖诗真挚浓烈的情感特征也就格外引人瞩目，而值得肯定了。

四、敖诗的艺术特征及其诗学意义

    敖陶孙有很高的艺术鉴赏能力，其“诗评”以鲜明的语言和独特的艺术感悟评论了魏晋至宋的近三十位诗人，历来“为谈艺家所推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多次引用其中的评语。陶孙对诗歌创作也有独特见解，表现出求新、求变的意愿，其《次韵萍乡文叔章访别》说“文章忌随人，谨勿夸客右。”又如，宋代诗人多向往“平淡”的风格，“平淡”也成为宋代诗论的重要特点之一，但陶孙对此却有不同的认识，《四月二十三日始设酒禁试东坡羹一杯其味甚真觉曲孽中殊无寸功也食已得三诗》(其二)云“评诗要平淡，此语吾不然”。

    与这种创作追求相应，敖诗的艺术特征表现得也十分鲜明。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评论曰:“器之非江西诗派中人，而诗深得江西之体。此后，又在《居易录》中再次表达了这个观点:“‘臞翁集’古诗、歌行颇有盛时江西风气”。现在看来，陶孙对“江西诗法”中“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理论虽偶有所及，像《六月内喜雨诗》“蛛网掀三面，虫书漫数行”一联，便脱胎于陈师道《春怀示邻里》“断墙着雨蜗成字”、“风翻蛛网开三面”两句，但其诗对此诗法的使用并不突出。其“盛时江西风气”主要体现在命意新、措辞奇及典故密等方面，如《思古人》:

    思古人，思古人，古人嗽嫩若日月。我欲剖棺新出古人心，帷见苍苔漫白骨。请陈古人心，君勿黑客言。古人帷一真，可使风俗皆还淳。杀鸡不及林宗，效黍不候庞公。雪中安道兴适尽，坐上公荣掉已空。呼酒径劝君，欲眠即遣客。祛康巨源不为绝，戴崇彭宣本相得。徐庶失老母，密如玄德不能夺之臣。严陵薄宦情，钾如文叔不能止之客。包骨伍员不失其为友，羊枯陆杭不害其为敌。我有蒸壶，安事隐语。我但食韭，安用多种。割肉元知方朔真，拿金岂即刘叉勇。古人心事有如此，何至颜色相媚奉。道衰片仁义，世乱生奸雄。君知藏否不挂口，正虑匕首堪其胸。我生恐无用，我死知无闻。作书预与儿辈诀，葬时定觅要离坟。

    此诗可谓奇思怪想，“险语”连篇，措辞无所忌惮。诗中仅古人名字就出现16次，却并无繁琐之弊，相反给人酣畅淋漓、意犹未尽之感，艺术上不失为成功之作。其命意、用语不可不谓生新，典事使用也不可不谓繁密，敖诗的“江西”特征在此表现得集

中而突出。

    陶孙对这种江西风味的选择，与其性情、学养是相辅相成的。单单“剖棺斯出古人心”一句就非谦谦儒生所能道出，这种新奇大胆的命意、用语是陶孙“豪侠”个性的显露。《墓志铭》记陶孙“自有载籍以来，悉记览，乱签丛轶，披研钞纂奇字奥义，穿抉呈露”，可见陶孙是个博闻强识之人。这样的胸襟与学识，作起诗来自然会驱事用典、不甘淡。

    但应当看到，敖诗的这种“江西”风味更多的还是来自其自觉地诗学追求。陶孙对江西诗派有高度评价。其“诗评”评论了九位“本朝”诗人，其中有四位属于江西诗派中人。评黄庭坚云“山谷如陶弘景人宫，析理谈玄，而松风之梦故在”;评陈师道云“陈后山如九皋独，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识赏”;评韩驹云“韩子苍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评吕本中云“吕本中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二无一贬词。其《借山谷后山诗编于刘宜之司户因书所见呈宜之兄弟》诗对江西诗人的赞许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拾遣诗视孔子道，豫章配孟颜后山。自余众作等别派，彪麟狸豹虎一斑。”我们知道，宋人对“道统”、“文统”有着深人地讨论，“道统”、“文统”的理论在宋代得以成熟和完善。陶孙此诗将杜比孔，黄、陈配孟、颜，显然受这种“统”的观念的影响。对此，我们不妨称之为陶孙的“诗统”，他的“诗统”谱系与方回对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建构恰相一致。因而，将陶孙视为彻头彻尾的江西诗人是毫不为过的。这也难怪在其眼中只有江西诗人才算正宗，其他只是“彪麟狸豹虎一斑”。《墓志铭》载:“赵(赵汝说)诗律高，无对垒者，独先生(敖陶孙)与倡酬。”敖陶孙与赵汝说能够相互唱酬，除了其诗艺的出众外，还当有另外一个原因。方回《送罗寿可诗序》在感叹“嘉定而降，稍厌江西”，至诗坛‘旧浅日下”时，特别指出“尚有余杭二赵、上饶二泉典刑未泯’“二赵”即指赵汝说与其兄汝谈，他们与赵番、韩唬都是南宋中后期诗宗江西者。因此“独先生与倡酬”，或更多的是因为敖、赵二人诗学趣味上的声气相投。如此看来，陶孙与当时学“江西”者有着相互交流与肯定。

    敖陶孙理论上对江西诗派的极力标榜和创作上鲜明的“江西”风味，也具有一层诗学意义。通过敖氏这一文学史上并不显著的诗人，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管窥江西诗派在南宋中期诗坛的境遇。《四朝闻见录》载:“予尝以其(敖陶孙)卷示杜忠可，杜谓典实。其诗率多效陆务观用事，终不肯效唐风。初识南岳刘克庄，得其诗卷曰:‘所欠典实尔’。《南岳集》中诗率用事，盖取其说。后得南岳刻诗于士人陈宗之，喜而语宗之曰:‘且喜潜夫已成正觉’。敖诗的“典实”即为学“江西”之突出表现，与陆游的关系并不甚密。陶孙将这一诗学追求传之于刘克庄，并对克庄前期作品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这透漏出一个信息，即江西诗学在南宋中后期不绝如缕，以远桃黄陈、诗学授受等方式，得到了传承。通过这种传承，它对南宋中后期诗坛发挥着或显或隐的塑造作用，是当时不可忽视的一股诗学潜流。如方回提到的“上饶二泉”、“余杭二赵”等，便是时人公认的江西后进。他们在自己作品中也多次自报家门，明确表示其学江西的主观意图。又如生活年代大致与敖陶孙同时的陈藻《寄黄景咏》:“柳下和风今有惠，江西诗派又传黄”，张钱《次韵曾侍郎》“江西源正非旁流，文清诗名不易收”等，也反映出时人仍将江西诗学看作是诗学典范。可见，南宋中后期尽管江西诗派失去了诗坛的统治地位，但作为曾经的经典，它对诗人仍具有一定的楷范意义，对诗坛的影响也并未终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将南宋中后期诗坛称为“后江西诗派”时代。

    近年来人们对江西与四灵及江湖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评定，改变了此前所认为的宗晚唐与学江西二者间水火不容的看法，但对江西诗派在南宋中后期诗坛的影响仍未进行系统的考察，这是有待认真思考的问题.

aozhongyu

由江西敖春华提供
南宋学者、诗人、诗评家敖陶孙生平事迹略考   
---侠气干霄气节稀，诗评流芳千古颂
    敖陶孙、字器之、号臞庵（亦臞翁），自称“东塘人“（今福建福清），南宋著名学者、诗人、诗评家，生於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卒於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享年七十四岁。
    据史料记载，陶孙年轻时不拘束，清逸洒脱，有抱负，文笔犀利，写作品挥笔立就。与人交谈时话语不多，他才华其发，似是带有一种激励人志存高远的气概。无论是行、坐等，举手投足间，给人看上去非常泰然镇定的样子。身材高大，精神饱满，气度不凡。让人感觉非一般之人。接触了解的都知道他天生气质如此。不知道、不了解他的人，会认为是装出来的一种清高傲慢。他志向远大、人格高尚。见南宋诗人，诗论家刘克庄《臞庵敖先生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云：…先生内负摩云冲斗之气…轩昂惊俗，与人交际、机疏语简，知者为质，不知者为亢。
    他有一个奇异的名字，惊俗轩昂的外貌，耿介豪放的性格，陶孙对自己的身体、性格特征在自己的诗中也有表述。如《旅舍》曰：“人言我身长，尽度难为裁。居然一瓠壶，略可当酒杯…”。富于传奇的人生经历（主要是经历<庆元诗祸>，<江湖诗案>两次打击）。
    他的诗作爱国忧民，雄浑深厚，毫气四射，很受推崇。尤为其诗评，造语独特，用象形的手法形象的评说了自魏晋到唐宋年间诗作名家的创作风格，在历代诗评作品中，亨有有很高的声誉。是一个“蟠胸二万卷、落笔五千言”式的人物。
    然而，更深的去了解敖陶孙诗意人生、传奇经历时，发现记载他（如：祖藉、藉贯、出生年，特别庆元诗祸经历等）相关文献、家谱都有出入，说法不一，且互有抵杵处。这也许与他年少曾游学、下第后客居异地、经历诗案发生后隐姓埋名等有关联吧？
下面自己就从相关资料所了解记载陶孙履历信息，以及从陶孙的诗歌作品中的描述进行对比、梳理，考证出陶孙更真实的生平履历信息。
一 ， 名字来历
    前面说过，他有一个奇异的名字，敖、陶、孙，三个都是常用姓氏用字，这在起名上较为少见。陶、孙作姓比敖又更常见，乃至在明朝时，有明朝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在《丹铅录》、《升庵外集》记载敖陶孙信息时，不知道敖是姓，以为孙姓，（敖陶孙其实是福建福清人），将敖陶作地名，写作定陶、将敖改成定，自认定陶更符合郡邑地名。孙氏，《孙器之诗评》，引出一个文坛笑话。見明末清初学者、艺术家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云：“杨用修引《丹铅录》题曰：敖陶，孙氏，《孙器之诗评》，不知敖姓误为孙姓也，敖实闽福清人。又云：升庵外集载：《孙器之诗评》，一则而称定陶孙器之，杨误以敖陶为地，而敖为定以合郡邑之名与误认……可笑也”。
    敖陶孙名字的来历，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原于在陶孙出生的前晚，陶孙父做了个梦，梦见陶穴（宋朝时指土屋）里有二个人在下棋，是母子二人一起下，小孩的母亲姓陈，陈氏的娘家是一个叫陶正的地方。
儿子出生后，父亲结合所梦认为，这个在陶穴中下棋的小孩，不又是陶正那里的外孙么？因而起名叫陶孙。见明朝郭万程《敖先生传》曰“……其父梦于陶穴，见二人弈，而与子母陈氏，陈氏祖于陶正，而名陶孙焉…”。从这段文字记录中得知，陶孙的母亲姓陈，这在陶孙后来的诗《寄福州翅山舅陈梦寔》中所写的，舅舅姓陈而吻合。
二 藉贯、祖藉何地
    陶孙那里人？祖藉那里？历来说法不一。据《福建省情资料》、宋朝梁克家著《淳熙三山志》（中人物类六<科名>都记载陶孙、字器之，闽县人。
    宋朝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中（臞庵诗评）作者小传云：陶孙、字器之、号臞翁，长乐人。陶孙自己在晚年时完成的诗评作品，自署名长
乐人。
    《两宋作家小传》云：福建福清人。清乾隆《福清县志》谓陶孙东塘人，《大清统一志》则云：陶孙墓，福建福清东皋山，殁后归葬故里先人侧等等。
    就上述众多陶孙藉贯不同的记载，带着疑问，笔者有专门致电福建福清市敖玉琳先生（陶孙直系后裔）、福建省闽浙宗亲会秘书长敖忠於先生，向他们了解真实有力的证据。敖玉琳说：“自己世居福清，印象最清楚的是，大约明洪武初期时为先祖陶公修建的宗祠遗址现今还在” 。敖忠於也说：“小时候（七十年代前）老一辈人清明、冬至都会到福清去祭祀陶孙，说陶孙墓很大，墓前有许多石刻动物、石陶俑。后来随着福清市城市发展扩建，墓地被铲平，（当时未能将陶公遗骸另选址安葬，抢救保存墓前文物，实在留下无法弥补遗憾），只保留了一尊小石俑。陶孙当年遭遇诗祸隐居的东塘（或是他自号“东塘人”之来由吧！），就是现在福清市后山顶瑞亭村，归融城镇所辖（以前叫城关城），在现在的福清市龙山街道东皋社区居民委员会附近。

通过向敖玉琳、敖忠於的了解，再结合从刘克庄的《翁敖先生》所载：…“敖先生讳陶孙，字器之。福州福建人……陶夫人（沈氏）先他三年去世，葬东皋（东皋地名现在依然存在，位置在福清市龙华职业中学附近）先莹”。陶孙在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去世，儿子农师绍定绍定二年（1229年）将父亲与母亲合葬一起，并请刘克庄为家父写《墓志铭》。见刘克庄《敖先生墓志铭》：“……沈夫人先三年卒，祔东皋先莹，子农师以绍定二年四月庚申奉先生合葬，书来速铭…”。中考证陶孙福建福清人是正确的。闽县、长乐人之说，或是因为地理历史沿革不同，如：闽县长期隶属于福州。长乐曾有并入福塘县（今福清市）的记载。据传宋代时福州人有称自己长乐人习惯，原于长乐当时为望郡。再或是陶孙祖上迁福建时曾在上述地方居住过，之后又迁到福清。见郭万程《敖先生传》云“…先生名陶孙、字器之，福清人也，其父闽县人…”。出入最大的是《江南通志》记载陶孙昆山人，是不对的，原由是陶孙在没有考中进士后，在吴中（今昆山一带）生活过一段较长的时间。
    陶孙籍贯福建福清，那么他的他的祖藉又是那里呢？查阅陶孙履历会有见是江西的记录，江西那里？未找到有史料明确的文字记录。在江西丰城市甘坊《敖氏家谱》载：“陶孙、字器之，原藉開南长沙席阳村復殿储，於唐乾宁乙卬年<公元895年>七月廿三日亥時生…”、进贤县敖王村《敖氏族谱》载：“淘公、谯郡，别字亦然、号西圆，宋嘉熙庚子年（公元1240年又十二月初三未時生，殁未详，娶妻皇甫氏，葬城南坞峯公…”、樟树市等一些《敖氏家谱》上有始祖陶孙或陶公的记录，出生年月、字号等与历史文献上所载皆有较大出入。家谱上记载陶孙生、殁时间，婚娶等最详细的是樟树市（原清江县）义城乡乌塘敖家的家谱。不但陶孙祖藉江西，陶孙本也是清江人。谱上记载是这样：陶孙，敖鲁之子，第三十世，字器智（一为器之），行小一，由太学生而举中进士。著有诗评，诗集等书详传。生于绍兴甲子年六月初九戍时（公元1144年6月初九），殁于嘉泰辛酉年二月初一申时（公元1201年2月初一），葬在何山巅。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壬申聘新喻（今新余市）进士刘靖之（黄土岗镇人，今属樟树市）的女儿订婚。绍兴末年（公元1162年）秋天，刘靖之接儿婿女儿到自己任职的地方虔州（今江西赣州）读书，学习结束，送陶孙夫妻回家，傍晚时分遇到了河盗抢劫，把陶孙绑起来了，河盗欲对陶孙妻子刘氏行不轨，刘氏不从，为保名节，跳河弱亡。陶孙悲痛欲绝，感念夫人贞烈，终身不娶。见乌塘《敖氏家谱》：“…鲁之子陶孙，字器智，一器之……绍兴二十二年壬申聘新喻获进士刘靖之女，绍兴末年秋接矅庵赴虔州……任毕嫺冬，送夫妇归省道，遇河盗夜掠，将曜庵競缚着，欲逼污刘氏，赴水而亡，曜庵感其贞烈，誓身不娶…
从乌塘谱记上看陶孙不但祖上世居乌塘，自己也出生这里，似乎是真真切切，若没有其它史料对比的话，是找不到任何不正确的地方的。与历史文献一对照，就会发现出入很大，乌塘谱载陶孙1144年出生、殁于1201年与《陶孙墓志铭》载1154年出生，殁于1227年，生殁时间出入很大，娶妻、葬地等记载都不相同，这就给人留下悬念，那方面才更正确呢？笔者认为陶孙在南宋时诗歌作品有一定影响力、为官履历，人生的经历在许多历史文献（如：府志，县志等）都有记载，举一例证明：《江湖诗案》发生时间在1224年，而乌塘谱上1201年陶孙就去世了，显然是不对的。刘克庄为他写的《墓志铭》所述的可信度更高。乌塘家谱记载的许多方面还有待深一步考证，只能为陶孙的祖藉地是江西的可信度作有力证据。
    现代学者在做陶孙诗歌艺术考证，或专门从事宋朝诗人研究，就论证陶孙祖藉那里？都是从陶孙的诗《再用韵酬陈秘校击楫清中原之志故中间多》中…“我家荆楚起孤剑，奋身多自青油幕，南迁闽峤已三世…”认为陶孙祖藉是湖北荆州一带，他的祖父投身做生意（青油幕，一种古代防雨的布料，做军用帐篷什么的），迁到福建山里到陶孙时已经是第三代了。
三 青少年时期
    陶孙小时候家庭贫穷，天姿聪慧。秉承“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良好家风，自我奋发，努力读书。精通广晓而有所为。方圆小有名气，曾游学到潮州，潮州人对他很尊敬。用对待老师的礼仪敬待他。
    读书成绩一直很优秀，南宋淳熙庚子年（公元1180年），参加州县考试成绩第一，他的文采出众，名气很大。荐举参加殿试，没料到却名落孙山。落榜后，陶孙没有消沉，心想自己也这么大了，应该到外面去历练闯荡，既学做人，又学谋生，为家里简轻负担。就在没考取这一年，落榜后选择到江南吴中去（今江苏苏州一带）。见刘克庄《曜庵先生》云：“少贪，以学自奋，尝游于潮，潮人争执弟子礼，淳熙庚子鄉荐第，律賦传海内为式。下第吴中。”
    江南吴中，向来人才云集的地方，陶孙很早名声远播，到昆山后，当地许多富有的名门望族人家都争相请他讲课，作家教。

陶孙对父母非常孝敬，赚到的钱寄给父母，对抚养怜爱弟弟很有情意。见刘克庄《墓志铭》云：“…下第吴中，吴士从者云集，钜家名族率虚设席競迎…奉孝亲，拊弟有恩意…”在昆山的时间，除帮人讲席授课，还广结良友，与吴中名士往来密切。期间留下的许多诗作见证了他在昆山的生活经历。如：赠《上闽帅范石湖》五首（范石湖既范成大，号石湖居士），《永嘉魏秘校访仆萧寺且言出甚详属与余同》等。
陶孙客居昆山有较长的期间，他的婚大事就是在昆山结缘的，娶昆山沈氏为妻，刘克庄《曜庵先生》文中皆有记载。在昆山居住大约有十年左右，（所以有前面所说过的《江南通志》误载陶孙昆山人），后进入大学，离开昆山的详细时间暂未见记载。新的环境，又能接触更多的新生事物。在大学学习期间，关心时事，注重乡情。非常敬重理学家朱熹。宋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朱熹被朝廷贬谪回乡，离开京城时，陶孙前去探望、送行，并赠诗于朱熹，诗曰：“当年灵寿杖，只合扶孔光”。把朱比作西汉名相孔光。见刘克庄《墓志铭》云“：朱文公在经筵以耆艾难立讲，除除祠，先生送篇《句》曰：当年……孔光。”
四 庆元诗案
    “庆元诗祸”是陶孙人生中经历最为惊心动魄的事情，事件的起因是：南宋宋室宗亲赵汝愚（字忠定）与韩侂胄（字平原）拥立赵扩（即宋宁宗）有功，韩以拥定有功逐渐受宁宗宠幸，乘机争权，居中用事，扶植党羽，垄断言路，排挤打击贤能之臣（先朱熹被贬就是之一），紧接着赵汝愚、彭龟年等一批老臣失势。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赵汝愚被韩逐出京城，贬谪湖南永州，赵死在被贬路上。一连串的事件发生，激起了读书人的愤怒，纷纷上言悬书，表达对朱、赵去国的不满。陶孙也写有《哀赵忠定诗》（一说<甲寅行>），而遭到韩侂胄的打击迫害，陶孙逼迫离开京城，变服离开，隐姓埋名，隐居福建福清东塘。
这件发生在南宋中期的历史事件，因发生时间在宋宁宗庆元年间（庆元二年），故叫庆元诗祸（或庆元诗案”，史料也有称“庆元公议”的）。
    据史料记载，庆元诗祸遭受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敖陶孙，在众多的文献上皆有记载。对这件事件发的时间，陶孙写诗的地点、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则记载的版本不同，各有抵牾之处。
     民族英雄岳飞的孙子、文学家岳珂在《桯史》（庆元公议）记的是：赵忠定既然以商议国家大事而遭逐出京城，许多正直人士鸣不平，上言力谏，同样遭受打击，强行驱逐出殿，当时韩侂胄（字平原）气焰非常嚣张，所有参加商议国事的人非常震惊。每天都有对当局者行为不满正直之士写出自己的不平，都是用匿名的方式，张贴在臣子上朝上书奏书必经的地方，希望引起共鸣。捕快要抓人又不知道是谁？太学生敖陶孙也有诗贴在那里：“左手旋坤右转乾，群公相扇动流言。狼胡无地归姬旦，鱼腹终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奈有史长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他的诗特别突出，一下子到处传颂。虽未署名，却都知道出自陶孙之笔，韩平原知道了，没有加罪陶孙，陶器之后来登上进士榜，正在选拨调研中。见岳珂《桯史》云：“赵忠定既以议者去国，善类多力争而逐。韩平原之极遂张，公议哗然，日有悬书北阙下者，捕莫知主各，太学生敖器之亦有诗其间，曰：左手旋乾右接坤…休说渠家未代孙。一下竞传，乃知出于器之，平原闻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后登进士，今犹在选调中。
     从岳珂《桯史》（庆元公议）记载看，陶孙写的诗是匿名张贴在大臣们上朝必经的地方，韩侂胄知道诗出自陶孙之手，并没有加罪他，这与其它文献记录不同，特别是：器之后登进士，今在选调中。似是这时候已考上进士，正在选拨调研中，之所以后登进士，难道是韩对他的惩罚是不让他上榜？
     与陶孙同时代（略晚些）的文学家、诗人叶绍翁在其所著《四朝见闻录》，就庆元诗案事件的记载是：朝廷发生这么大的政治事件，到处皆在议论，当时是太学生的敖陶孙在临安（南宋京城，今杭州市），一家叫三元酒楼的楼上喝酒，趁着酒兴，叫酒保拿笔墨来，在身后的壁板上挥笔题诗：左手旋乾又转坤……休说渠家末代孙。写完后接着喝酒，再回头看时，题有诗的木壁不见了，陶孙情知不妙，写有诗的木壁一定是被人拿去告官了，等下肯定捕快会来抓。急中生智，陶孙赶忙与酒楼酒保互换衣服，端着烫酒的酒壶下楼。刚下楼，正好与前来抓他的捕快相碰面，捕快问：敖舍人（敖陶孙，舍人，宋对读书人的称呼），陶孙（扮成的酒保，类似今天男服务生）回答说：哦，大人问太学秀才啊！在、在、他还在楼上喝得痛快呢！陶孙连夜逃走，改姓埋各，隐居福清。

捕快连忙追到福清，将陶孙缉捕到京城后，陶孙写信哀求韩侂胄，说信不是自己写的。韩侂胄看后没说什么，下令放他回家。后来陶孙开禧乙丑年（公元1205年）考举进士。见叶绍翁《四朝见闻录》（庆元诗案）云：韩既逐赵忠定，太学生敖陶孙赋诗于三元楼壁，左手旋乾右转坤…休说渠家末代孙。酒一再行，壁已不复存，陶知必为韩所廉，则捕快必查。急更行酒者衣，持暖酒具下，捕者与之交智，问之：敖舍人在否？敖对以答，问太学秀才耶，饮方酣。陶je亡命，走闽。捕者入闽，逮之入都，至都，以书所哀于韩，谓之非己作。韩笑而命有司复其贯。敖陶孙中开禧乙丑第。
和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述庆元诗祸发生经过相同的，有宋未元初潜说友所著《咸淳临安志》，只是省去了捕快到福清去抓陶孙入京一节。
     与《四朝见闻录》庆元诗祸记载较相似的还有《南宋馆浴录》，不同的是事情发生经过，是陶孙在澡堂洗澡，一时兴趣题诗在澡堂的木壁上…换澡堂工作人员衣服逃走，云云。
    叶绍翁所述庆元诗祸案的发生经过，带有传奇式色彩。与岳珂所述不同处，引发事件的诗是在酒楼喝酒时写的，陶孙中第时间却是开禧年。相同的是事件发生后韩侂胄没有治他的罪。至于《南宋馆浴录》所述，从整书中所载皆以发生澡堂事件为主来看，录入诗案一事发生在澡堂，可信存疑，应是有移花接木为书册增加可读性吧？
    《庆元党禁》记载陶孙诗祸被受处罚是：…陶孙被捕快抓后，马上移送大理事，命令狱丞马上审理这件事，陶孙被打得体无完夫…后被送岭南监管。
“庆元诗祸”事件发生过后，到明朝时，学者对事件发生经过、陶孙受惩法的程度的记录又不一样。明朝郭万程在其所著《敖先生传》中是这样说的：“今天大家说敖先生这件事，难道不是哀赵忠定引起的吗？有的说是贴在（指写好的诗）街上、有的说题写在三元酒楼壁上，喝了几杯酒后再看，题诗的木壁被人拿走了。有说韩侂胄没有治罪他，有说韩见诗后大怒，到处张贴布告追捕他。抓到后严刑拷打，体无完肤，把他流放在岭南监管起来，等到韩侂胄倒台后，陶孙才考上进士。
    有说他躲到福建、有的说游荡在外，寓居昆山的。种种说法都不一是真的。见郭万程《敖先生传》曰：“今说敖先生者，岂非哀赵忠定之诗律哉，或曰揭之通衢、或曰赋于三元楼壁，纵酒三巡，而壁舁去。或韩侂胄不之罪、或大怒刊章追捕…偏管于岭南。至其败登第。
或曰亟亡南走闽，或是游寓遂居昆山，盖二三其说，皆大谬不然者矣。
     郭万程对陶孙在“庆元诗祸”时件的记载似又是模糊笼统的，所说似是揉合宋代文献的几种记录，但又并未言明那一种说法更真实。然而他所言及的陶孙受到严重惩罚且送偏管岭南一节，在敖氏明清时编修家谱，记述陶孙的事迹时，多有引用此一说在谱上。若仔细分析，庆元诗案发生在庆元二年（1196年），前面岳珂《桯史》中…今在选调中，或指这一年考取进士，因诗案发生的原因，才后后登第，这一说法或许存在，只是没有说后来是那一年。按陶孙庆元五年中进的话（1199年），那陶孙诗案若流放岭南，属重罪，应该没有这么快又从岭南获释回京参考。与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中：…中乙丑第（开禧1201年）间隔五年的话或许成立？这就是众多记录庆元诗祸，陶孙写诗地点、受到什么惩罚、那一年考上进士的不同宗合记录。
     “庆元诗祸”事件的记载，还有一个更重要记录，那就是南宗诗人、词人、诗论家刘克庄在陶孙去世两年后，陶孙儿子农帅请刘为父亲陶孙写的《墓志铭》，刘对此事的记载是：“…赵丞相被贬而死，陶孙写了《甲寅行》悼念赵，诗中没有涉及权臣，而《哀赵忠定》的或是别人借陶孙的名字而写的。京城捕快捕风捉影，陶孙才改名换姓隐藏
，至于后来受何处罚，没有详细说明，但可以看出受惩处肯定有，幸好死罪免了”。见《墓志铭》…“赵丞相谪死，先生为《甲寅行》以哀之，语不涉权臣，或为律诗託先生以行，京尹承望风旨，急逮捕，先生微服变姓也…几不免矣、卒幸免…”
离开太学，后在庆元五年（1199年）考取进士。
刘克庄与陶孙同为福建人，又有过多年交集，陶孙自身经历过的事情，一定会和刘说，两人又同是后来《江湖诗案》的受害者。刘对陶孙的了解应该比差不多同时代的岳珂、叶绍翁更清楚。因此刘克庄所说的应该更准确。至于陶孙当时写写是《甲寅行》（此诗已失），还是《哀赵忠定诗》（此诗收录在<曜庵诗集>，也算是个千古之迷了。
陶孙庆元五（1199年）中第，这又与陶孙紧接着踏上仕途时间相吻合，据此叶绍翁所记：“…后登乙丑第”，“陶孙等韩侂胄倒后后中第”都是不对。
五仕途之路

《庆元诗祸》事情过去后，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陶孙考中进士，紧接着开始了仕途之路。先是任通州海门县（今江苏海门县）主簿，后任漳州（今福建漳州）教授。在漳州任职的时间的经历，在刘克庄《曜庵铭志铭》及《漳州府志》上能揆度出。时任漳州知府是赵汝谠，赵的诗韵律高，没有人能与之对垒，唯独陶孙能与他倡酬。《漳州府志》记载：“赵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以奉议知州事。由赵汝谠1211年任漳州知府一职来看，由此可知道陶孙也大概在这个时间前后到漳州的。在漳州与赵诗歌倡酬，只是工作之外事。陶孙在任职期间，学校被人侵占，他去清查，校舍修建等方面事报赵知府审批。并提议尽快编修《漳州府志》。漳州教授“秩满”（任职期满）后，辟酒所干官。
宋官员选人制通常三年一届，陶孙辟酒所干官时间应在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左右。任期未满随后“改任广东转运司，主管文字”。有机会与在广东番禺的杨长孺（杨万里之子）同一个地方为官。杨的性格脾气不大好，对下属没有好脸色，时有漫骂的行为，而每当见到陶孙，立马换成笑脸，这就是陶孙的人格魅力让上司对自己的敬爱。见到克庄《曜庵墓志铭》“：…惟漳牧赵汝谠，番禺帅杨长强尤敬爱…”，《宋敖先生传》：“…时帅杨长孺性峻，或媷下僚，惟见先生立改容…故陶孙嘉定六年（1213年）至嘉定八年（1215）间改广东转运司，主管文字，与杨同地为官，博得其敬爱”。
陶孙在广东任职期间，因政绩突出，受推荐，得到改官机会，被选调入京官之列。见《墓志铭》曰：“
用荐者改轶，佥书平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兼南外正簿…”。然而陶孙不愿意去新安排地方上任，上面公文催他快些到任，陶孙却写辞职信回家了。常平使者早就听说陶孙是个名声非常不错的人，可来到他工作地，却没见到他，怪他走的太快。只能回京回复，说：陶孙辞职回家了，他差不多也可以退休了吧？见《墓志铭》曰：“…始不乐往温陵，州檄迫之行，竞谒合去，常平使者雅闻先生之名，行部至州，怪先生已归。因上言：敖某可予祠矣…”
    从这段文字记载，虽然升官了，陶孙并不愿去新的地方工作，而是选择回家，什么原因不清楚，唯一理解的是可能年龄大了，否则常平使者不会说：陶孙也可以退休了。宋朝官员致仕一般七十岁。若这样，猜测陶孙从广东谒告回家这年应是嘉定十六年左右（1223年）。
     再结合刘克庄《矅庵墓志铭》全文中看：…“沈氏早先生三年卒…”陶孙不愿去温陵任职的原由，应是家中妻子身体不好，需要回去照顾吧？
    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宋理宗皇帝登极，宋代致仕官员逢此国家大事，会获有“转官“、“赠官”的机会，陶孙也在皇帝登极这年也获得赠官加薪的恩礼，转奉议郎、并賜绯鱼袋，主管华州岳庙。
    六 晚年生活及《江湖诗案》
    陶孙与妻子沈氏，一生相敬如宾、恩爱有嘉，未曾纳妾，也没有请保姆（丫环），洗衣做饭，事事亲身亲为，日子过得比较清贫。致仕后，遇新帝登基，多有点退休费，在老家建了一栋房子，（房子竣工后，好友刘克庄还为之写了《敖器之宅子落成》诗），买了一百亩田。见刘克庄“：…夫妇相敬如宾，室无妾媵，躬執炊爨，其清苦如此。晚年稍有俸钱，即故山筑室一區，买田二畦（古一畦五十亩）”。妻子在这年去世了，从陶孙宝庆三年（1227年）去世，结合刘克庄在《曜庵墓志铭》云：“…沈夫人先三年卒…”推算，应该在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去世的，与前面所述陶孙这年致仕回家时间、原由相吻合。
老年丧妻，对陶孙的打击可想而知。可万万不曾想到的是，同一年（1224年），“江湖诗案”发生，陶孙又被受牵连，“江湖诗案“的发生是继北宋“乌台诗案”后两宋中的又一次文字之狱。事件的起点是：“当年宋宁宗病重，把控朝政十年之久的右丞相史弥远，趁宁宗病危期间，积极扶持使自己更容易撑控的赵均为帝（即宋理宗），假借遗诏废黜原皇位继承人赵竑。将其改封济王，让他离京迁湖州（今浙江湖州）。此事当时引起很大震动，掀起了种种反史运动，均以失败告终。
    事件的起因则是因《江湖诗集》引起，临安（今杭州）书商陈起（字宗之、状元亦诗人），收聚整理闽浙诗人作品刻印成《江湖集》出售，刘克庄、敖陶孙、曾景建等诗人的诗皆有收录进去。诗集被史弥远亲信李知孝阅读后，认为里面“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缘郑欠经纶。又：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刘克庄诗句）”，陶孙“梧桐秋雨何王府、春风杨柳彼相桥”。曾景建：“九十日晴春景少，一千年事乱时多”等诗句均有同情济王赵竑、而讥讽嘲笑史弥远（哀济而诮弥远），史弥远大怒，于是下令
销毁诗集，焚烧刻印书板。书商陈起受黥刑、发配边州。刘克庄也从建阳县令的位置上被贬。陶孙受到什么惩罚未见文献记载。

虽然未见到陶孙受处罚记载，但对于一个视名节如生命一样重要的他，心灵受到打击伤害是无法弥补的。按好友刘克庄对这件事发生来看：陶孙受牵连的诗，是别人借他的名字而写，“梧桐秋雨…彼相桥”句原是北末、南初宋诗人刘子屏的一副对联：“夜月池台何王府，春风杨柳太师桥”稍作改动而来，这对于陶孙当时的名气来说，决不作此抄章改句的诗。要不刘克庄怎会说：“先生（陶孙）的诗、名气很大（自己也看重名声），假借他名字写诗的人很多，《江湖诗集》出事，遭遇毁集，受牵连肯定是免不了，有什么没办法呢？他的诗，歌颂的大多是忠孝，而不是讥讽，之前赠朱熹哀赵忠定的诗，全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在情在理，属于正义的。造成这样结局也许是前世言语得罪了人的应验吧？”他写的诗稿一般不轻易拿出，真作品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好处，而段冒他名字而作的赝诗却给他带来祸根，（前“庆元诗祸”这又“江湖诗案”），真的悲惨啊！见：《矅庵墓志铭》“：…然先生诗名益重，托先生以行者益众，而江湖集出焉，会有诏毁集，先生卒不免，呜虖？先生之诗主忠孝而非主刺讽，送朱哀赵之作，发於情性义理之正，前世以言语得罪矣！”又“原藏诗稿不轻出，真诗未为先生之福，赝诗每为先生之祸，乌虖悲夫？
    妻子去世，本来悲伤，又摊上这莫名其妙的诗案，内心苦楚又有谁知？只能把这些苦楚转移到教学生，写诗上去。那篇名闻于世的《诗评》，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从此深居简出，不轻易出门，即使有客人来拜访，也不出去迎接，只在屋里挥挥手叫人家回去。
七 结论
    南宋，是经历“靖康之乱”后，宋朝皇权中枢机构迁往临安（今浙江杭州），历史原因，偏安一隅。社会风气较北宋差距甚大。南宋中期更是下滑，社会矛盾尖锐，积弊渐显。中央权力由权相把持操控，互相排挤、打压，严重伤害了中下差阶级利益。加剧了士人与之的离心力，逐渐走向平庸。
陶孙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小时候家境贫困，勤勉自奋，小有名气。经历了许多困苦忧虑的事，是悉晓谋身处世之事，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时也身不由己。也有与他天生性格豪侠、耿直的关系。本文开始就特意给大家介绍了他是豪爽，耿直的人。年轻时忠义愤激，喜谈国家大事，在人多密集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感概，于此格性，遭遇“庆元诗祸”“江湖诗案”的连累就不难理解。
但是他这种与生俱来的豪侠性格，又并非江湖上那豪饮、粗犷的剑侠气慨。自己虽有不偶的经历，却始终保持乐观心态。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朽弊，却有深到的认识，洞察到了会冷静地去分析。借诗歌叙述人生经历，间接的批判这个时代，所用的词、语气同样把自己豪侠的性格溶入里面，多以“忠愤”而并不是“刺讽”。如他的诗《谤议》曰：“四方集谤议，着面知如雨。前身雷将军，柴立吾甚武…”就是对社会上层政府的批评。知其事而无奈，发出的是自我哀叹。如他的诗《夜叹》曰：“臞庵胸中空濩落，正尔有愁无处着…”
    他的豪放侠义性格在自己的诗中也时时见到，如《雪中陈孔章招吹》曰“平生实有悖，壮志千虹蜺。丈去死则已，未互牛衣啼…”。《旅舍七首》（之一）曰：退坐茆檐底，徒有豪气存”。之七首曰：少时重意气，裹剑师白猨。”。在《短歌赠临安友人》中更是豪情万丈直白言道：“千金无处买侠骨，坐念岁月空峥嵘。”豪言四起，落地有声。无怪乎他的好友刘克庄会说他：“…内负摩云冲斗之气…”这样的评价才是非常中肯的。
    同样是陶孙的同乡、好友之一的南宋理学家林希逸，在评论本朝诗人的作品《三十年前尝与陈刚父子论诗》中曰：“荆公（王安石）绝工致，尚非当行。山谷（黄庭竖）有道气。敖臞庵（陶孙）诸人只是侠气，余以为知言，追怀此友，因以记之…”直接将他的诗归为“侠气”。足以证明陶孙的刚强意志，仗义豪侠的性格，在当时得到许多人的认可，同时也博行众多人的赞誉。“…惟赵、杨尤为敬…”就是其中之。（注：赵指赵汝谠，赵匡胤八世孙。与弟赵汝当时号称天下二赵，很有才华。杨指杨长孺，著名诗人杨万里之子。陶孙曾在两人手下与其共事过）。
    他早年游学四方，考取进士后为官，又转换各地，一生经历了许多坎坷，人生经历丰富。交友无数，所交之人都是社会贤达，博学才众闻名于世的人。重乡情、重友情，其间留下很多与友人酬唱赠答的诗歌作品。如：赠理学家朱熹诗《句》；悼丞相赵忠定《甲寅行》（注：一说《哀赵忠之》）；赠范成大《上闽帅范石湖五首》；《送杨帅赴诏》（杨长孺）；《和姜尧章桂花裙字韵》（姜夔）；《酬答李学长》；《别袁席二首》…等。与同是老乡，又是老友的刘克庄更情谊深厚，刘的…“东合不游，草堂无架”就是两人交集二十来年的深厚友谊见证。陶孙的谦谨淡薄，甘于贫寒，高风亮节的精神，深受刘的敬佩。刘在《别敖器之》诗中：“旧说闽人夺节稀，先生独岁抱寒姿…”赞的就是陶孙处在人生最险的时到，不向权相屈服，乃能象耸立在寒冬的劲松，保持挺拨雄姿，持节不变。对陶孙为官经历，忧国忧民，渊博的学识，诗作中侠骨豪情更是不乏溢美之词：先生涉忧患，明练世务，历官多可书。而识者但曰以名儒。自载以来记览、乱签丛帙，披研钞纂，奇字奥义，穿抉呈露，诸文皆有背气，可行世于远，天下人独诵其诗。
陶孙一生，最高的建树不在于为官多大，政绩如何，而是他的诗歌作品。人生境遇无论多少曲折坎坷，豪侠耿直之气始终不改变。他的作品喜用古典，取材广泛，有忧国忧民、抒发羁旅、抒情感愤、酬赠唱和、日常生活的乐趣，内容丰富，体材多样。尤其是一篇《诗评》在历代的诗歌评论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学者评诗起到很大的借鉴。诗歌的内容记叙个的人时代生活经历，与当时的政治因素、政治风向、政治形势有密切关连，反应陶孙在宋朝中期的社会影响力，文坛上影响力，使其有与刘克庄、戴复古、姜夔一样在南宋诗坛占据要地位。

aozhongyu

这两篇大家看看，有什么意见可以跟帖发表

aozho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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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文龙

这是敖陶孙的遗像和纪念堂遗址

敖修义

好久好久没来了。

敖文龙

看了这里两篇文章，好像观点不一样，敖建勋，敖春华两位作者都有对敖陶孙不一样的看法，有争论就会出正品，希望更多的宗亲一起讨论